UID455
精华
积分45809
威望 点
金钱 飞扬币
贡献值 点
阅读权限100
在线时间 小时
注册时间2004-7-26
最后登录1970-1-1
|

楼主 |
发表于 2010-1-23 07:43
|
显示全部楼层
本帖最后由 温相 于 2010-1-23 08:32 编辑
如何看待逼供信材料入史的问题
搞历史研究,就像法官审案一样,至少某种程度上接近。所以,不能重口供,轻事实,尤其不能搞逼供信那一套。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在研究党史的领域里,有一种“时髦”的东西出现,那就是大量注引传主或者当事人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检讨”、“揭发”材料。这些鲜为人知的东西一旦出现,很容易给一些喜欢猎奇的人所注意。然而,这种逼供信背景下产生的货色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或者说能不能被作为严肃的史料和文献进行大面积的引用和论证?已经成为一个关注的焦点。
我们就以高文谦的那本书为例。高文谦在他的书中引用了相当一些周恩来在做检讨、做检查时的东西作为所谓的证据来证实高文谦所理解的周的“演技娴熟”和“获取毛的欢心”乃至试图证实周的更多的负面。
首先一点,周和所有人一样,都有他不可回避的负面,今天因为政治因素,周的负面不可能在大陆地区公开被罗列,但这不等于说这并不被历史所关注和所记述。然而,像高文谦这样用所谓的检讨和揭发材料进而进行论述,则是不够严肃的。
即便是中国古代修史,也很少有用皇帝的罪己诏来大量铺陈及至论断他的政治生平的。因为道理很简单,像检讨、检查或者揭发,那都是在极其特殊的背景下完成的,作为当事人或者谋求解脱,或者谋求生遁,必然要说一大堆过分的话,讲一大批不符合真相的事例,这是肯定的,也是人之常情。所以,用这种东西给传主画黑脸,某种意义说,可以算得上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了。
我这么说也是有些根据的。张闻天的秘书何方老人写了一本书叫做《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是在境外出版的。他多次阅读和分析1943年张闻天在极其艰难的背景下写就的《反省笔记》(或称“我的反省”,原件存中央档案馆),就指出其中大量内容都是张闻天的“违心之论”,而且比照历史事实相去甚远,何方老人笔走此处时,告诫读者道:“不是用他的这些去印证史实,而是从分析史实印证论断的准确性。起码是互相印证。”何方所说的这些也就是章学诚、刘知畿这些史学大师们所强调的“史识”。
何方认为:“扩大点说,一般是不可把各种政治运动中被批判或斗争的人所写的检讨和交待材料定为可靠史料和文献的。”他举了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的一项很得人心的举措,即不准把过去年代中大家彼此互相攀咬的东西装进档案,而且明令将其中一些胡乱攀咬和互相拉扯的材料销毁。
我们都知道,何方老人素以敢言著称,所以,并不见容于主流和上层,他在晚年(83岁之际)用自己的心血和感知写就的这本《党史笔记》正是准备用良知来警醒后人。而上面他所说的这番话,正是这位老人“史德”的最大表现。
章学诚说过:“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
修史者心术不正,岂能修得良史?又岂能传之后世?
事实上,还有更为可笑的地方。比如目下的哈林派们,他们一方面“断定”林彪麾下的“四大金刚”的检讨、检查乃至认罪的文字材料都是“违心之作”,另一方面则对那些被四大金刚诬陷、诽谤、迫害过的一些人曾经写过的揭发材料、检讨材料奉如圭臬,动辄便以这些东西为基调,借此说明当初四大金刚以及林彪等人整治这些人是多么的“合情合理”,这种肆意搞双重标准的主儿居然也敢奢谈历史的公正与客观,真是欺人之谈,可笑也者。
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高文谦还是比这些人多多少少“强出”那么一点点,尽管是一点点而已。 |
|